连儿牺牲之后，一些与我们不甚熟悉的朋友曾劝慰我们：“想开些吧！好在连儿还有哥哥和姐姐呢!”是的，从表面看来，我们是个多子女的家庭，三个子女中连儿最小，哥哥姐姐均已成年。哥哥在北工大攻读博士学位，姐姐已大学毕业，在中央电视台的梅地亚传媒中心当会计。平日里每逢节庆假日就是家庭聚会之时，此时的连儿最开心了，哥哥带着女友，姐夫陪着姐姐回家，欢聚一桌，其乐融融，好不热闹的一大家子。
可是，谙知我家内情的朋友都清楚，失去连儿，对我们两人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我的前夫于1967年去世，留下一子，在“文革”中我遭劫难的日子里，我们母子相依为命。连儿的父亲与其前妻离婚时，应女方要求，法院把女儿判给了母亲。所以，我与连儿父亲1970年底在江西人大五七干校锦江镇那间阴暗潮冷的黑房间里结婚时，就已是三口之家了。一年多之后生下连儿，好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一家四口的状态。直到1979年，中国社会上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价值开始回升，此时又值人大复校之初，连儿父亲的前妻为其女儿（地处农村）前途计，主动要求法院把女儿改判给父亲，经过多方努力和好心人的相助，女儿的户口也就由农转非，而且还从外地变成了首都的居民。就这样，连儿又有了个姐姐，我们也相应变成了五口之家。
对于突然到来的姐姐，尽管七岁的连儿毫无心理准备，但我们编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毫不困难地把他给骗住了。我们说：“文革”中大家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孩子无法带在身边，只好把哥哥送往苏州外公家，姐姐则寄养在无锡一个农民家里。现在知识分子的日子好过了，那家养母不堪负担，所以把姐姐送还给我们了。对此，连儿深信不疑，而且显得十分兴奋和得意，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哥哥姐姐双全了。此后，他经常自称为“老生子女”。
生下连儿，隔了一年，我又怀孕了。本来我们是希望能再生下一个女儿的，我和连儿父亲结合后，他把连儿的哥哥小毅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所以当初还真为连连不是女孩而感缺憾呢？然而，此时的我们，经济状况十分拮据，两人微薄的助教工资，连儿的父亲每月给前妻抚养的女儿寄生活费外，还要寄钱给乡下的爷爷、奶奶作生活补贴，我也要给苏州的连儿外婆（我的生母早在1955年病故，这位外婆非我生母，但她无亲生子女，所以她的生活费由我和几个弟弟妹妹分担）寄生活费。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归还连儿的父亲离婚时的欠债。所以我们结合时，穷得几乎一无所有。我们节衣缩食，在没有特殊支出的情况下，每月归还10元，断断续续还了近十年的债，到1979年连儿的姐姐来北京时，这笔债刚还清。这样每月所余仅剩80来元，要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已相当艰难，怎能再添人增口呢？何况再也不可能有人来帮助我们照看孩子了。所以尽管当时政府尚未强调计划生育，我们也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和考虑便去医院再次做了人工流产。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历史因缘，连儿既是我们的幼子，实际上又是我们的独子。失去连儿，意味着什么？凡是天下做父母的，都能理解。
连儿与哥哥是同母异父，与姐姐是同父异母，这个事实其实只对连儿才是秘密，也可以说是我们家庭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对连儿的哥哥、姐姐从未叮咛和解释过什么，也用不着叮咛和解释，这两个孩子都善解人意，与父母配合默契，兄弟、姐弟、兄妹间相处和睦、互助互让，从来也没有让素有“第六感官”之称的连儿产生过任何怀疑。他们深爱自己幼小的弟弟，竭力在我们这个小家庭中为自己的小弟弟创造了一个最为理想、美好和完整的世界，谁也不忍心去伤害他、破坏它。连儿自幼更是在大他十岁的兄长肩背上长大的。每天下午幼儿园放学之后，从小班到大班，都是由他哥哥背他回家、带领着他，直到吃晚饭才把他交给我们，自己去做作业。因此，兄弟俩相处的时间很长，感情笃厚。哥哥生活简朴，学习刻苦勤奋，给了连儿极大的影响。一直以来，哥哥对他的告诫往往胜于父母的说教。即使在后来加入这个家庭的姐姐面前，连儿也无拘无束，他常常会不经意间自恃“老小”，向他姐姐做些孩童般的撒娇动作。后来姐姐出嫁那天，他和哥哥一人一辆自行车，高高兴兴地跟着姐姐、姐夫把被褥等什物送到了清华大学他姐夫那里。这就是我们那个来之不易和苦心经营的清贫之家那特有的温馨和乐趣。如今，数十年过去，斯人已逝，物是人非，而我这个“失败”的母亲还常常会沉浸在这些苦涩的回忆中。
我们家的这个秘密得以保住，还要感谢人大校内连儿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不容易啊！十七年了，我们一直住在人大校内，连儿在人大的幼儿园、附小、附中长大，人大的老教工一般都了解我们的家庭状况，但居然没有一句闲言碎语传到连儿的耳中。大概是父母和兄姐的努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与支持。我衷心感谢这些善良的人和我们一起保护了这颗纯洁无瑕的心灵，使之未受任何伤害。
连儿走了，让他带走了这个永恒的秘密。
（全文完）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2期 2014年5月30日—6月12日